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
宋代 蘇軾
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。
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詠歌嗟嘆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。
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(chuàng)之，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
故其吁俞之聲，歡忻慘戚，見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。
成、康既沒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，然猶命其臣呂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
其言憂而不傷，威而不怒，慈愛而能斷，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，故孔子猶有取焉。
《傳》曰：“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慎刑也。
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。
將殺人，皋陶曰“殺之”三，堯曰“宥之”三。
故天下畏皋陶執(zhí)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
四岳曰“鯀可用”，堯曰“不可，鯀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試之”。
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圣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
《書》曰：“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
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(jīng)。
”嗚呼，盡之矣。
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
過乎仁，不失為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于忍人。
故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。
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。
賞之以爵祿，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。
刑之以刀鋸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。
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，而爵祿不足以勸也；知天下之惡不勝刑，而刀鋸不足以裁也。
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。
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《詩》曰：“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
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
”夫君子之已亂，豈有異術哉？時其喜怒，而無失乎仁而已矣。
《春秋》之義，立法貴嚴，而責人貴寬。
因其褒貶之義，以制賞罰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蘇軾（1037－1101），北宋文學家、書畫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。漢族，四川人，葬于潁昌（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）。一生仕途坎坷，學識淵博，天資極高，詩文書畫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，明白暢達，與歐陽修并稱歐蘇，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；詩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張、比喻，藝術表現(xiàn)獨具風格，與黃庭堅并稱蘇黃；詞開豪放一派，對后世有巨大影響，與辛棄疾并稱蘇辛；書法擅長行書、楷書，能自創(chuàng)新意，用筆豐腴跌宕，有天真爛漫之趣，與黃庭堅、米芾、蔡襄并稱宋四家；畫學文同，論畫主張神似，提倡“士人畫”。著有《蘇東坡全集》和《東坡樂府》等。
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周康王的時候，他們是多么地深愛著百姓、深切地替百姓擔憂，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態(tài)度來對待天下人。有人做了一件好事，獎賞他之余，又用歌曲贊美他，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，并勉勵他堅持到底；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處罰他之余，又哀憐同情他，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。歡喜和憂傷的感情，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，見于虞、夏、商、周的歷史書籍里。成王、康王死后，穆王繼承王位，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。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，告誡他使用“祥刑”。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，威嚴卻不憤怒，慈愛而能決斷，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。因此，孔子把這篇《呂刑》選進《尚書》里。
古書上說，“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，為的是推廣恩澤；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，”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。堯當政時，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。要處死一個人，皋陶三次說當殺，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。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(zhí)法堅決，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。四岳建議：“鯀可以任用。”堯說“不可！鯀違抗命令，毀謗同族。”過后，他還是說“試用一下吧。”為什么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，卻聽從四岳任用鯀的建議呢？那么圣人的心意，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了。
《尚書》說：“罪行輕重有可疑時，寧可從輕處置；功勞大小有疑處，寧可從重獎賞。與其錯殺無辜的人，寧可犯執(zhí)法失誤的過失。”唉！這句話完全表現(xiàn)出忠厚之意。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，賞就過于仁慈了；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，罰就超出義法了。過于仁慈，還不失為一個君子；超出義法，就流為殘忍了。所以，仁慈可以超過，義法是不可超過的。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，刑罰不用刀鋸。用爵位、俸祿行賞，只對能得到爵位、俸祿的人起作用，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。用刀鋸作刑具，只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，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。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，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；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，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。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，就以仁愛之心對待。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，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，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！
《詩經(jīng)》說：“君子如果高興納諫，禍亂就會快速止息；君子如果怒斥讒言，禍亂也會快速止息。”君子止息禍亂，難道有異術嗎？他不過是適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，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。《春秋》的大義是，立法貴嚴，責人貴寬。根據(jù)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，這也是忠厚之至啊！
⑴吁俞：吁，疑怪聲；俞，應詞也。
⑵歡休：和善也。
⑶慘戚：悲哀也。
⑷呂侯：人名，一作甫侯，周穆王之臣，為司寇。周穆王用其言論作刑法。
⑸祥刑：刑而謂之祥者，即刑期無刑之意，故其祥莫大焉。
⑹賞疑從與：言與賞而疑，則寧可與之。
⑺罰疑從去：言當罰而疑，則寧可去之。
⑻士：獄官也。
⑼四岳：唐堯之臣，羲和之四子也，分掌四方之諸侯。一說為一人名。
⑽鯀：傳說大禹之父，四兇之一。
⑾方命：逆名也。
⑿圯族：猶言敗類也。
⒀忍人：謂性情狠戾之人也。
⒁祉：猶喜也。
⒂遄：速也。
⒃沮：止也。
背后的故事
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。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，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，請詩人梅圣俞閱卷，梅閱此文后以為有“孟軻之風”，薦于歐陽修。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，他倆認為此文優(yōu)異，可能是曾鞏作的，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，遂降為第二。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，不知其出處，待蘇軾拜見問他，蘇軾笑道：想當然耳。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，歐，梅因其才高，也不介意。實際所引事例出于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。是周公的事例。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。好事者因不知出處，遂加以增飾，造作出這段佳話來。但從這佳話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。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(zhí)著，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，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(tài)。在這篇和下面幾篇所選的蘇軾的幾篇論文，就都是蘇軾為應試而擬作的文字。蘇軾在其《答李之儀書》中曾說自己年輕時“讀書作文，專為應舉而已”，又因應舉制策課，就寫了些“妄論厲害，攙說得失”的文章，“此正制科人習氣”。這局客氣話，雖含有遁詞成分，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。所以讀這些文字的時候，應予考慮。
題目出處
本篇題目出自《尚書·大禹謨》偽孔安國的注文：“刑疑付輕，賞疑從眾，忠厚之至。”為了扣題，其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，行王道，推崇堯舜周孔，屬于當時的濫調(diào)。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，引用圣經(jīng)賢傳與論據(jù)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。文筆酣暢，說理透辟。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，則是很成功的。
創(chuàng)作背景
宋代王安石執(zhí)政后，立即對取士制度進行改革，廢止了考詩賦，而改用經(jīng)義，以發(fā)表政治見解的時務策作為考試的主要內(nèi)容，以便選拔一些通經(jīng)致用的人才，為變法服務。這種政論性文體稱為策論。策論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問題展開論述，即論證某項國家政策或?qū)Σ叩目尚行耘c合理性，側重于考查考生解決問題的能力。“刑賞忠厚之至論”就是宋嘉祐二年禮部進士考試策論的題目。
策論是國家向知識分子尋求關于某某問題之對策的一種形式。宋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蘇軾參加禮部進士考試，其策論的題目是：“刑賞忠厚之至論”，這篇文章雖然是考卷，卻并非應付考試，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么，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。一個看起來似乎很枯燥的題目，作者卻說得有聲有色，好像早就成竹在胸，完全沒有一般試卷的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揣摩諂媚討好之相，就是在平常時刻，風清月白，靈思忽至所得之文，也不過如此。如果不說是策論，讀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紙試卷的。區(qū)區(qū)六百言，讀起來有青銅之音。
蘇軾的這篇策論，至今令人激動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。此文曾經(jīng)引發(fā)一個著名的典故，在文中，東坡寫道：“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。將殺人，皋陶曰：“殺之’，三。堯曰：“宥之’，三。”主考官歐陽修曾就此事出處問蘇軾，蘇軾答云：“何須出處。”這種回答很令人想到當年陳寅恪先生“不尊奉”。尤其，歐陽修時代“載道”“言必有出處”乃是風氣，蘇東坡公然杜撰了一個典故來為他的論點辯護，這是后世中國那些言必某某說的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的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相比的。
（以杜撰的寓言立論，也無可厚非。但如果將杜撰托于圣人之言，當作史實來立論，就未免失之虛妄，更談不上什么節(jié)氣。言必某某說的知識分子固然“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”，但為學問者，引申大家言論者，怎么能不“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”呢？如果連真實性都無法保證，“某某說”成為文人杜撰的工具，那也太荒謬了。事實上，先有論點，再為論點找證據(jù)，甚至捏造證據(jù)一直都是我國文人為人所不齒的原因。蘇軾這種做法值不值得稱贊，實在需要謹慎。)------說的好！！！
“刑賞忠厚之至論”這篇策論的題目只是規(guī)定文章的內(nèi)容，并不強求贊成或者否定，僅僅是要求對此問題發(fā)表高見。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，是關于國家制度的問題。孟德斯鳩曾經(jīng)著有《論法的精神》，上下兩大冊。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也是論法的精神，把“法”的兩個方面，寬容與界限，“仁可過，義不可過”說得那么清楚，不過是區(qū)區(qū)六百字。
年輕時就有“仁可過，義不可過”這種立場的蘇軾，成為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，成為知識分子的典范，對中國文明產(chǎn)生巨大的影響，顯然與科舉制度有關。同時，無數(shù)人才被科舉制度中良知泯滅的考官的個人專制所扼殺，也令科舉制度最終被取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