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”出自明代方孝孺的《豫讓論》。
《豫讓論》
明代 方孝孺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則當(dāng)竭盡智謀，忠告善道，銷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
生為名臣，死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簡策，斯為美也。
茍遇知己，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，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；釣名沽譽，眩世駭俗，由君子觀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蓋嘗因而論之：豫讓臣事智伯，及趙襄子殺智伯，讓為之報仇。
聲名烈烈，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。
嗚呼！讓之死固忠矣，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觀其漆身吞炭，謂其友曰：“凡吾所為者極難，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。
”謂非忠可乎？及觀其斬衣三躍，襄子責(zé)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獨死于智伯。
讓應(yīng)曰：“中行氏以眾人待我，我故以眾人報之；智伯以國士待我，我故以國士報之。
”即此而論，讓馀徐憾矣。
段規(guī)之事韓康，任章之事魏獻，未聞以國士待之也；而規(guī)也章也，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，與之地以驕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
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韓、魏之情以諫智伯。
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，而疵之智謀忠告，已無愧于心也。
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，國士——濟國之上也。
當(dāng)伯請地?zé)o厭之日，縱欲荒暴之時，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，諄諄然而告之日：“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無相侵奪，古之制也。
今無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與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與之，則吾之驕心以起。
忿必爭，爭必敗；驕必傲，傲必亡”。
諄切懇至，諫不從，再諫之，再諫不從，三諫之。
三諫不從，移其伏劍之死，死于是日。
伯雖頑冥不靈，感其至誠，庶幾復(fù)悟。
和韓、魏，釋趙圍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
若然，則讓雖死猶生也，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？讓于此時，曾無一語開悟主心，視伯之危亡，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。
袖手旁觀，坐待成敗，國士之報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
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雖然，以國士而論，豫讓固不足以當(dāng)矣；彼朝為仇敵，暮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讓之罪人也。
噫！
方孝孺（1357-1402年），浙江寧海人，明代大臣、著名學(xué)者、文學(xué)家、散文家、思想家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號遜志，曾以“遜志”名其書齋，蜀獻王替他改為“正學(xué)”，因此世稱“正學(xué)先生”。福王時追謚文正。在“靖難之役”期間，拒絕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，剛直不阿，孤忠赴難，不屈而亡。
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，侍奉主人，既然被稱作知己，那就應(yīng)當(dāng)竭盡智謀，誠懇地加以勸告，巧妙地加以開導(dǎo)，在禍患還未顯露時就消除它。在動亂發(fā)生之前保住社會的治安，使自己不受損害，主人沒有危險。活著是著名的忠臣，死后做高尚的鬼魂，流芳百世，照耀史冊，這才是完美的士人。如果遇到知己，不能拯救危難于動亂之前，而在事情失敗之后才去獻身自盡，沽名釣譽，迷惑世人，夸耀于社會，這在君子看來，都是不足取的。
我曾經(jīng)因此評論過豫讓。豫讓做智伯的家臣，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，豫讓為他報仇，名聲顯赫，即使是平民百姓，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的。唉！豫讓的死當(dāng)然可以稱為忠了，可惜，在怎樣死的方式上還有不忠的表現(xiàn)。為什么呢？看他漆身吞炭，對他朋友說：“我做的事情都特別難，我是想用這種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懷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。”這能說他不忠嗎？等看到他連續(xù)三次跳起來，用劍來刺趙襄子的衣服，趙襄子責(zé)備他不為中行氏而死，卻單單為智伯而死的時候，豫讓回答說：“中行氏像對待一般人那樣對待我，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樣去報答他；智伯把我當(dāng)國士對待，所以我就要像國士一樣報答他。”就此而論，豫讓就有不足之處了。段規(guī)侍奉韓康子，任章侍奉魏獻子，并沒有聽說待他們?nèi)缤瑖浚墒嵌我?guī)、任章卻盡力勸說他們的主人順從智伯的無理要求，割給智伯土地，使他志氣驕盛。從而使他更快地滅亡。郗疵侍奉智伯，智伯也沒有待他如同國士。可是郗疵卻能洞察韓、魏的企圖來勸諫智伯。雖然智伯不采納他的意見以至于滅亡，但是鄭疵的智謀忠告，已經(jīng)是無愧于心了。豫讓既然自己認為智伯待他如同國士了，所謂國士，是為國家濟困扶危的人。當(dāng)智伯對土地貪得無厭之日，放縱情欲，荒淫暴虐之時，作為像讓，正應(yīng)竭力來盡自己的職責(zé)，耐心地勸諫自己的主人說：“諸侯大夫應(yīng)各自安心守著自己分內(nèi)的土地，不要互相侵奪，這是自古以來的規(guī)矩。如今，無緣無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，人家不給，就要產(chǎn)生忿恨之心；人家給了，就產(chǎn)生驕橫之心。忿恨必然會引起爭斗，爭斗必然會失致；驕橫必然傲視一切，傲視一切必然導(dǎo)致滅亡。’非常耐心誠懇地勸諫，一次不聽，再來第二次，第二次不聽，再來第三次，第三次勸諫還不聽從，再把那伏劍而死的行動安排在這個時候。這樣一來，智伯雖然頑固愚昧，但受至誠之心的感動，也許會重新醒悟，從而與韓、魏講和，解除趙國的圍困。保全智氏的宗族，使他們能香火不斷，延續(xù)不絕。假如這祥，豫讓雖死猶生，難道不勝過斬衣而死嗎？但豫讓在那時，竟至連一句開導(dǎo)主人，使他醒悟的話都沒說。看著智伯的危亡，就像越人遠遠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樣。袖手旁觀，坐待成敗，國士的報答竟然能像這個徉子嗎？直到智伯已死，豫讓才壓抑不住憤怒的血氣，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，這有什么可以值得稱道的呢？有什么可以值得稱道的呢？
雖然這樣，但用國士的標準來評價豫讓，豫讓的確是不配的了。可是同那些早晨還是仇敵，晚上就變成了君臣，厚著臉皮自以為得意的人相比，他們又都是豫讓的罪人了。唉！
豫讓在春秋末年曾做過晉貴族范氏、中行氏的家臣，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。智伯非常尊重他。在趙、魏、韓三家貴族合謀滅了智氏之后，他改名換姓，潛入趙襄子宮中企圖行刺，未遂而被捕獲。釋放后，他又用漆身吞炭的辦法改變了容貌和聲音，再一次行刺，結(jié)果又一次被俘。于是，他要求趙襄子將衣服脫給他，他朝著衣服“三躍而擊之”，然后伏劍自殺。
歷來人們都稱贊豫讓是忠義之士。文章作者認為豫讓的行為是不值得稱道的。真正的忠義應(yīng)該表現(xiàn)在誘導(dǎo)君主“銷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。”必要時以死進諫，促使君主悔悟。作者所提倡的做法，顯然比豫讓的行為高明得多，但立論的目的無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。文末，對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評，也是由此而來。
戰(zhàn)國時的豫讓因為舍身為主報仇而被視為忠義之士，歷來為人所頌揚。作者做翻案文章，認為身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讓，應(yīng)該盡到自己勸諫的職責(zé)，幫助智伯弭禍于未然。而充當(dāng)刺客，在智伯因禍亡身后去為他報仇，并不值得稱道，即所謂的小忠小義。
史論是比較難寫的，它不但要有新意，而且要評論公允，以理服人，而不能失之偏頗。本文確實做到了上述的要求。豫讓之死，曾被史書渲染為壯舉，“死之日，趙國志士聞之，皆為涕泣”（見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），司馬遷稱贊他為“名垂后世”的義士。然而方孝孺卻一反舊說，認為他“何足道哉”，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。全文的論證中心在于對知己的家主應(yīng)該采取“竭盡智謀，忠告善道，銷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”的積極的態(tài)度，而不應(yīng)“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，釣名沽譽，眩世駭俗”。我們認為，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從智伯的失敗來看，可以說智伯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，他不能審時度勢，而只知一意孤行，終于導(dǎo)致敗亡，可稱咎由自取。豫讓在關(guān)鍵時刻既不能對他進行開導(dǎo)，而在智伯死后又輕率地以身相殉，實屬不夠明智之舉。作者在這里只是就豫讓之死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評說，而不是全盤否定這個人物。所以在最后一段中，又把豫讓和那些厚顏無恥之徒進行了比較，說明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，這樣就使得作者的持論公允、客觀了。
本文在結(jié)構(gòu)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。開頭先泛論“士君子立身事主”的要求，并不直接提到豫讓。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，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。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點，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為不足取，而又為其設(shè)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(guī)勸的方案，可稱周到之至。結(jié)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，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，令人心服口服了。
